奔波在都市
陶庆梅 | 2007年05月06日,12:53
的确,台湾小剧场已经不那么热闹,也不再那么勇敢,但面对生活的现实,还有这些可爱的像波西比亚人一样的剧场人奔波在街头,也算是一处都市的美丽景观吧。
奔波在都市《暗杀Q1-Go》——一部名字奇奇怪怪的戏,演出也有点奇奇怪怪。戏演到最后,舞台上的灯光暗了下去,场灯光亮了起来,扩音器里说的是“由于不可抗力,演出结束……”,观众席里也出现了犹疑的掌声。可是,戏真的结束了么?观众还在猜测。看时间,一场演出是该结束了,但按照剧情,这好像只是“戏中戏”结束了;再说,犹疑的掌声也没有把演员唤出来谢幕,这有点不合大伙的观剧经验。可是,戏就真的这么结束了,观众也就在满腹猜疑地交流观剧经验的窃窃私语中离去了。
这出奇怪的戏是由外表坊时验团带到北京参加“亚洲城市青年戏剧节”的——这个戏剧节,主要展出的是台湾小剧场的戏剧作品。在外表坊这部古里古怪、“与‘时’俱进”的实验戏剧之前,还有台湾创作社演出的《不三不四到台湾》。在此之后,还会有几部风格各异的戏剧作品。剧展到现在只演出了两部戏,但在这二者似与不似之间,我们还是可以猜想出台湾小剧场界的一些奇特面貌。
创作社的《不三不四到台湾》,有着非常精细的编剧法。两个面临着中年危机的女性,也是两个生死相隔的女性,在她们絮叨而又不无谐谑的对话中,在时间的开合、错乱之处,透过演员细密的表演,这部作品既不动声色地铺陈出中年女性面对人生的复杂心理,同时,在某些环节处,即使是对台湾人心理状况并不了然的北京观众,也会在两人话语交错一闪而过的瞬间,触碰到台湾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乱象时无奈而又不无悲伤的心境。相比之下,《暗杀》更轻松一些。这部戏讲究的就是要模糊戏里戏外的界限,在与观众适度地“调情”、游戏之时,有时狡黠地让观众钻进他们设计好的圈套,有时又很真诚地袒露剧场人的困惑。虽然戏最终结在演员以戏中戏的台词,不无悲壮地要“唤醒你(观众)”,但整个戏的姿态还是轻松诙谐。这也正如他们在戏中自己感叹或自我批评的:观众到剧场,到底是想放松的;因此,他们也就只好拿捏着这种欲拒还迎的分寸了。
在我看来,台湾的小剧场,比起我们相对闭塞的戏剧界来说,似乎更直接受到西方晴雨表的影响。台湾的剧场工作者,多有着在西方的留学经验(不过这两年台湾经济不太景气,留学也恐怕没那么容易了),也就会顺理成章地把西方经验带进来。比如《不三不四到台湾》的编导周慧玲,就是著名环境戏剧理论家谢喜纳的弟子。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没周编剧这么幸运,但在西方学院戏剧专业里摸爬滚打的,真不在少数。
更为重要的影响,是台湾小剧场在起源上还是有着西方60年代思潮的余波,也因而在台湾“解严”后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,在台湾社会风云际会之期,扮演过重要的角色。到90年代初,台湾的文化批评者王墨林就宣布“小剧场死了”(在《暗杀》一剧里,这句话也是一个调侃的噱头),这句话的意思,无非是“小剧场精神死了”——而这个“精神”,也无非是《暗杀》的戏中戏之外两个演员反复讨论的剧场的反抗性。年轻人总爱想些反叛之类的问题,但市场潮流浩浩汤汤,真正的反抗性,并没有舒坦的道路可走。因此,《暗杀》中的两个演员,也就只能停留在现实与希望的纠缠中。是啊,反抗不是轻松的,适应又显得过于轻浮,大多数人都是在其中摇摆,沉淀在生活中的,也就知能是一点不痛不痒但也真实的困惑了。
眼下,台湾的小剧场或多或少是能从文化局之类的机构拿到补助的,补助的指标,是一个团体的资历。因此,为了拼得些资历,许多团体不免要睁大双眼盯着国际上形形色色的戏剧节,弄些彼此不知所云的肢体剧场,走些表现上的极端。这么做,或者是为了到国际戏剧节上端端高脚酒杯,也没准这些人真有许多极端的情绪,一定要用大家不太懂得的方式来表达。只不过这和普通接受者之间的距离太过遥远,我们踮着脚尖,也看不清艺术的围墙里究竟藏着些什么宝贝。
外表坊的《暗杀》对台湾小剧场的诸多现象,不乏冷嘲热讽,也不乏宽容地接受。的确,台湾小剧场已经不那么热闹,也不再那么勇敢,但面对生活的现实,还有这些可爱的像波西比亚人一样的剧场人奔波在街头(台北影人鸿鸿有一部片子,叫《台北波西米亚人》,记录的就是这群小剧场人的生活),也算是一处都市的美丽景观吧。
(原载北青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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